「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戴望舒,以一首《雨巷》名扬诗坛、20世纪30年代极具影响力的现代派诗人。他英年早逝,在45岁的人生中,却在香港度过了超过10年光阴,在这里他有过幸福的时光,但也有过危难与挫败。从薄扶林的住处,到域多利监狱的高墙内,甜蜜与苦涩随着人生流转。 ◆文、摄:香港文汇报记者 黄依江
1938年5月,为躲避战乱,戴望舒携妻子穆丽娟、女儿戴咏素由上海来港。未几,他便在朋友帮助下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在刚刚创办的《星岛日报》任职副刊「星座」版编辑。当时报社位于湾仔道177号,戴望舒一家便于跑马地居住。次年9月,戴望舒一家再搬迁至薄扶林道半山上一幢三层洋房,洋房的英文名为「Woodbrooke Villa」,中文名为「木屋」,「木屋」由在戴望舒好友、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马尔蒂夫人(Madam Marty)负责管理,楼内有多家不同国籍的房客。戴望舒一家就住在二楼一间宽敞的单位。
林泉居里 短暂的安乐
戴望舒给了这栋房屋一个更美丽的中国名字:林泉居。好友叶灵凤曾回忆这栋建筑的位置:「背山靠海,四周被树木环绕,从路边到他的家里,要经过一座横跨小溪的石桥,再走很多的石级才可以到。」像是世外桃源一样清幽的地方,是理想的诗人居所。从戴望舒多次以「林泉居」或「林泉居士」为笔名发表文章和出版刊物,以及从他的一些诗歌创作中,不难看出他对于这一居所的喜爱与眷恋。
住在林泉居的几年,是戴望舒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光阴。当时他有稳定的工作与收入,有妻子女儿陪伴身边,家庭生活安乐温馨。后来搬离林泉居时,他写下的《示长女》一诗中,戴望舒一家在林泉居幸福的家庭生活可见一斑:「我们曾有一个安乐的家/环绕着淙淙的泉水声/冬天曝着太阳/夏天笼着清荫/白天有朋友/晚上有恬静/岁月在窗外流/不来打搅/屋里长驻的欢欣。」但这样的幸福是短暂的,戴望舒与妻子后来渐行渐远,穆丽娟在兄长穆时英遇刺、母亲病逝的1940年年底独自搬回上海,两人于1941年离婚。林泉居的安乐,最终变成了一去不返的美好。
文艺战线上 激情的报人
于1938年抵港后,戴望舒一直积极参与文化界组织的抗日活动,又与艾青、郁风等人创办杂志。戴望舒除了精通法文外,也通西班牙文,担任《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主编时,他编译了部分《西班牙抗战谣曲》于报纸上发表,亦邀请不少大后方的诗人撰写歌颂抗战的诗歌,发表于《星座》。他甚至还去信给当时西班牙共和国的名流学者,请他们为《星座》写一点文字,让读者了解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状况,并且从他们的经历中得到鼓舞和激励。
当时的《星座》,在戴望舒努力下成为了一块「甚热闹有生气」的新文艺园地,内地和南下香港的作家,如郁达夫、穆时英、徐迟、萧干、萧军、萧红、端木蕻良、沈从文、施蛰存、卞之琳、郭沫若、叶灵凤等人都向《星座》投稿,使《星座》成为抗战文艺的重要据点。同期暂居香港的萧红逝后,戴望舒曾拜谒萧红墓,写下《萧红墓畔口占》:「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高墙之内 悲壮的囚徒
抗战也激发了戴望舒诗风的转变,从早期类似《雨巷》的浪漫与朦胧,到充满革命激情的乐观、坚定。1942年3月,日本占领香港后,以「从事抗日活动」为罪名将戴望舒逮捕入狱,拘禁在域多利监狱。基于那段经历,戴望舒写下《狱中题壁》及《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等,诗里面描绘了日军对他施加的酷刑:「做柔道的呆对手,剑术的靶子/从口鼻一齐喝水/然后给踩肚子/膝头压在尖钉上,砖头垫在脚踵上/听鞭子在皮骨上舞,做飞机在梁上荡……」;也表达了他对于敌人的仇恨和抵抗的决心:「如果我死在这里/朋友啊,不要悲伤/我会永远地生存/在你们的心上/我们之间的一个死了,在日本占领的牢里/他怀着深深仇恨,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被日军囚禁七周后,戴望舒由好友叶灵凤疏通关系,保释出狱。出狱后,他继续留港从事报纸副刊、翻译外语文学、研究古典文学等文学活动。但这段艰苦的牢狱之灾,也为他留下了哮喘的顽疾,后来变得越发严重。据叶灵凤回忆,戴望舒是在1949年冬天离港北上,决定离港的前一段时间,他住在叶灵凤家中,哮喘病已经非常严重,家庭也一再发生纠纷,私生活苦痛已极。叶灵凤常在夜晚,听到一层屏门外,睡在客厅的戴望舒发病时气喘如牛的声音。戴望舒当时表示,希望北上后北国干燥的空气可以对他的病体有帮助,但未曾想到,北上之后的戴望舒只给叶灵凤写了一封信,接着传来的便是他去世的噩耗——他于1950年2月在北京因哮喘突发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