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武侠片传递爱国精神 以中国人为傲
对于生长在英国统治、两岸政治对立时代的香港人来说,爱国二字说来简单,切实落到行动上谈何容易。从1979年祖国内地刚刚对外开放,著名导演、歌手兼演员徐小明便带头前往百业待举的内地,为当时荒芜的影视市场效力一份。时隔41年之久,徐小明历经了创作爱国歌曲不被看好、内地拍戏被台湾勒禁、到今时今日面对泛暴派侮辱内地同胞,企图对爱国爱港人士围攻灭声的状况,他始终只有一句话:「我很骄傲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毫不犹豫地支持国安法在香港落地。」同时,他希望政府以三个阶段:止血止痛、祛瘀新生及固本培元来治好受伤患病的香港。■采、摄:焯羚、胡茜
过去的动荡一年,徐小明无惧黑暴,大胆发声支持香港警察,支持中央「出手」设立香港国安法,还香港安定繁荣。他说:「国安法的出炉是一个好时机去大刀阔斧地对香港各方面进行改革。」他认为可用中医治病的手法以处理香港目前的问题,更建议香港政府要达到有效实施的目的,便要分为三步去落实。
要严厉执法才可止暴制乱
徐小明说:「像我们练武的时候受了伤,第一件事一定是止血止痛;第二件事则是祛瘀新生,这样才能有新的生机生出来;第三个步骤就要固本培元。香港国安法就是止暴制乱的药方,政府实施时就需要用严厉的手法执行,否则香港不能止血止痛;然后要祛瘀新生,清除政府部门、公共事业、教育法律方面的『反中祸港人士』,对冥顽不灵的群体是不需要再容忍、不能手软了。不然的话,立法是没有意义,只会被不法之人不断冲击,试探底线,改革无法见效;最后步骤就要固本培元,巩固自身,现在香港真的需要很大力去改革,特别要从教育上去改革。从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爱国教育着手,这样香港才有希望。」
社会上要有强大的爱国爱港力量,香港才能真正回归祖国。现在香港一些名人、艺人,只会「暗中」爱国,不敢宣于口,而他一直能坚持做个爱国艺人,支持不同的爱国活动,他说:「我从没有压力,因为自己不是『忽然爱国』,爱国爱了几十年,从没理会别人怎样看我。是不是真正的爱国,要看个人本身的根在哪里,这个很重要。」徐小明说。
他认为爱国情操应当在骨子里,而不是贪图面前利益,假惺惺捍卫祖国。「不少影人两面三刀,一面北上赚人民币,另一面不愿意为祖国发声,甚至思想激进反政府、『唱衰』内地,这让真正爱国的人士看到也很不舒服的。」徐小明认为在大是大非之前不能模棱两可,不管你碰见何种恶劣的环境,受到各方面的一些威胁,我们还是要保持我们的爱国精神。
粤剧世家讲求「忠孝仁义」
童星出身的徐小明,自小身边便围绕着有头有脸的老倌名家,「我做童星的时候,身旁的每个老大哥,如吴楚帆、张活游、张瑛等都是爱国艺人,经常谈论香港沦陷、受辱后翻身等故事,自然会感受到要珍惜和平感激国家,都激发起爱国情操,这些都是能够产生良好效果的教育的。」他认为从小家庭教育和父母师长指导是重中之重,不能轻言忽略。自己流着炎黄子孙的血液,却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身为知识分子还跑到国外去求外国人插手制裁,这是汉奸所为。作为父母就要指出来。他的一对子女也是在外国留学回来,他也不时将中国历史故事讲给他们听,传递中华民族精神给他们。
「我是粤剧世家,粤剧故事中间最重要是讲求『忠孝仁义,善恶分明』的精神,如果我们的作品中不鼓励爱国家、爱民族,全讲娱乐、风花雪月是没大意义,就算言情作品讲爱情,也需要强调做人要有善良的价值观,什么是正确、错误,是非要分明,对社会有贡献是很重要的。」他说。
1979年,祖国大地一夜开放,大部分产业都处于崭新的起点上,娱乐产业尤甚。就在这时候,徐小明作为在香港早有名气的演员、歌手,没有瞻前顾后,一心前往内地,为空白的影视业带去蓬勃的种子。「那时候内地刚刚开放,有一位领导人邀请我回去拍戏,带些专业技术、思维去帮忙内地影视行业的发展。我回去看到内地的情况,是很让人心酸的。当时的国家是不够资源的,我那时去了,觉得国家是很需要一些人去帮忙发展影视业。」
不是「忽然爱国」不怕闲话
还记得当年由于两岸政治关系对立,台湾的市场是不容许香港演艺人员出现在内地市场的,「很多香港演艺人员不敢亲近内地,也不敢和内地机构合作。我当时因为出现在内地影视圈,回去与福建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一部动作电影拍《木棉袈裟》,导致被台湾勒禁,称我为『附匪影人』(依附共产党的影人)。不能入境台湾,作品不能在台湾播放,当时台湾市场是港片重要市场,占近50%票房收入。庆幸套片在其他市场大收,没有蚀本。之后台湾方面有尝试松口要我签署一份『后悔书』,但我没有落笔,因此最终被台湾禁长达六年之久。」徐小明回忆道。
内地的影视产业在各路先锋的艺术家手中急速催生着,有赖于吸收前者的精华,一路发展,造就了今日的盛世,而不少从业者亦因此看上这块香饽饽,回去拍戏。徐小明说:「既然1979年百废待兴的时候我已经去了内地,没有什么利益可以追求,只有一腔热血。我已经向大家介绍国家,支持国家几十年,我很坦然的,绝对没有压力,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忽然』爱国,不是『见利爱国』,没有人会讲闲话。」
首位唱「红歌」的香港歌手
今年「七一庆回归–太平山顶国歌快闪活动」,徐小明一早上到太平山顶广场参与,情绪激昂高唱国歌,庄严的歌声响彻太平山顶!
他自豪地说:「我应该是首位唱红歌的香港歌手,对我来说唱红歌很常做的事。我是将原作是蒙古族的一首歌颂毛主席的歌,名为《草原上的红卫兵遇见了毛主席》,我将它重新改编为广东歌《草原英雄》,在香港唱的 ,这首歌连续一个月都在电台榜上是冠军歌曲,这是我唱红歌历程上的重要一个开始。」
华洋交杂中的香港,流行音乐多是西洋、东洋化的,徐小明怎会喜欢唱红歌?他谓:「读书时也是弹结他唱西方民歌的,但当歌手出唱片时,环顾整个歌唱产业的大环境,歌手都是唱西洋歌、日本歌为主,既然已有这么多唱西洋歌,我作为中国人,为什么不唱中国风?」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然需要巨大的开创力与勇气,「当时我极力争取唱一首中国风的歌《七弦琴》,当然没有人支持我,包括我的英国人唱片监制。」由于预算有限,监制无法再另辟一个团队去为徐小明制作这首《七弦琴》的歌曲,他却坚持要去做,「我就想要去做成这件事,决定自己作曲作词。因为预算问题,只用一个古筝伴奏这首《七弦琴》,这首歌最终在市场上反响颇好,甚至成为了当年最红的几首歌之一,那时的老板也因此有了信心,便有了之后我的歌的更多的中国风,是意外收获。」徐小明说,「我有做人的宗旨,想的就只有『我是个中国人』,并没有想到唱红歌爱国这么广泛的事情。」
爱国教育需生动循序渐进
早前一场对抗新冠肺炎疫情战争大家都十分疲惫,徐小明和罗坚就合力创作了一首为勉励抗疫而作的新歌《祝福以后》,这首歌最近获第11届华语金曲奖,由罗坚作曲及编曲,徐小明作词,徐小明和儿子徐浩昆合唱励志歌得奖,令徐太非常开心!全家都很正能量。
他知道黑暴事件令许多家庭都出现政见不同而争论,造成「黄蓝对战」,令家庭严重撕裂。
「社会出问题,青少年出问题,其实反映父母、学校教育出问题。好多家庭发生矛盾都是因为子女不听父母讲,年轻人大多数都容易情绪过激,并不只是某个家庭或者某个个人问题,基本上是教育的失陷。」他说。
徐小明又回忆自己从前读书说一句脏话都会被老师严厉教育,但是现在年轻人却毫不在意,男女在大街上也肆无忌惮讲粗口,在示威场合集体讲粗口,甚至在学校毕业礼都对着师长嘉宾做不礼貌行为,完全失礼、失格。
武、侠精神紧扣国家民族情怀
2014年的「占中」事件,很多学生走上街头做霸王,毫无理性,让徐小明意识到教育是关键,很重要。「所以,我会不厌其烦去讲故事给大家听,简短地把历史、把受辱的经历告诉青年人。」
记得曾有大学请他做讲座,徐小明与一些学生作拍电影意见交流,交流完结后我特别了解他们的想法,通过交流徐小明得知很多学生甚至不知道英国管治的时代,香港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香港人究竟是怎么的生活。「就很简单说护照的问题,我们是属于英国的属土公民,英国并不会给我们一本真真正正的护照,我们去许多地方都需要签证,97前国籍不是英国又不是中国,那时候的我们是很渴望有一个真正的身份的。」
亦有次新闻传播系大学生来访问他,完成后他特意问学生有没有去「占中」,为何要去「占中」?「他们讲有去,但讲不清原因,只是话同情上街头的人,那时候我就明白他们纯粹是出于一种情绪上的共情,并没有真正的动机。我就指出你们不了解事件动机就走出来参与,讲得难听一点这就是盲从。」
从那时候开始,徐小明便修正了自己与大学生的讲座话题,他知道如果以爱国为主题,是很难让学生产生第一时间的共鸣,「我开始不止是讲我的专业,而是讲武、侠与电影,将武和侠两样事情分开。」以这个角色切入的他,很快获得了一些年轻人回应:「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武侠呢?因为武侠电影故事都是讲正义、忠诚,及国家民族情怀的武、侠文化这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文化,那些人为什么会受人尊重呢?就是因为对国家民族有建树,是因为他们的精神,而不是武器。」
侠之大者,起源于精神上的高度,以理服人,便是徐小明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