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的思想是有生命的,它会持续生长,生生不息地延伸和演绎着自己的精神;也像江河,不舍昼夜地奔流着穿越时空。鲁迅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更是伟大的思想者,在中国人从愚昧走向自觉和解放的道路上,他更如一面矗立的旗帜。鲁迅的伟大,也在于他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或许正是这种责任感驱使他曾短暂来港演讲,也吸引大批年轻人慕名听讲。他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当昔日被他视为「畏途」的香港早已焕发新生,汇聚「新声」,他更不应被香港所遗忘。◆文、摄:香港文汇报记者 张岳悦
1927年2月18日和19日,鲁迅应邀连续两日在上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演讲,表达了对中国命运的关切和求变的信念。第一场演讲题目是〈无声的中国〉,翌日下午他再作第二场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由于他的浙江绍兴口音很重,两次演讲都需由许广平即时传译为粤语,但仍有逾600人把青年会礼堂挤得水泄不通。鲁迅当年演讲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位于上环必列者士街51号,礼堂和舞台还在,但已改做庇护工场。幸好,青年会正门入口的小牌匾上还刻有「1927年,著名中国作家鲁迅曾于会所内演讲」的字句。走进青年会大厅,左手边的短墙上挂着一些简介信息,似乎是希望给门口牌匾上短短的一句话做进一步注释,虽是寥寥数句,总算在文化地图上留下了痕迹。
赴上环演讲 台下座无虚席
两场短暂的演讲,被誉为是香港新文学开端的催化剂。在卢玮銮教授(小思)编著的《香港文学散步》中,为此演讲作出了生动描述,形容连续两日演讲都下着雨,但小礼堂依然座无虚席,众人都「等待聆听一个陌生的声音」: 「穿着浅灰色布长衫的中年人,用他浓厚绍兴乡音向台下的人讲话——台下,几乎全是听不懂他的话的香港人,靠着另一个人的翻译,专注地聆听……」
鲁迅讲演〈无声的中国〉 时正是夜晚9点钟,他先是郑重感谢大雨仍来听讲的诸君,之后便直言:「……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翌日,雨仍未停,下午时分,他的声音又从礼堂小舞台上传开:「……我想,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覆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
对香港只有「淡薄」印象
短暂的香港一行只给鲁迅留下了淡薄甚至恶劣的印象,他在〈略谈香港〉一文中提到:「本年一月间我曾去过一回香港,因为跌伤的脚还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了,匆匆便归,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却了香港了……」他甚至已忘记自己到港时其实是2月,而非1月。他在文中还嘲讽了时任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与香港大学教授赖际熙重振国粹的主张,可想而知,对鲁迅的到来,港英当局千方百计地限制其影响,鲁迅在文中提及,讲座前「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企图降低讲座入座率,「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使得他慨叹主持「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
更令鲁迅意难平的是,他访港期间遇上香港举办孔诞盛典,于是他离港后又写了一篇〈述香港恭祝圣诞〉,锐评金文泰对华人「教导有方」。即使事隔五年,他还在编于1932年的《三闲集》序言中重提他眼中守旧闭塞的香港,痛斥当时中国的状况: 「我去讲演,一共两回,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现在寻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这〈无声的中国〉,粗浅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的。」其实,〈无声的中国〉已在当年的报上刊出了,但〈老调子已经唱完〉却因故没有刊出,因何之故,至今仍没有定论。
鲁迅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香港之行,是在1927年9月28日,他从广州迁居上海时路过香港,仅随身带着几只书箱和衣箱,29日下午却遭遇了华人警察上船「查关」的种种麻烦。根据他在〈再谈香港〉一文中的记叙,之前两次到港已视为「畏途」,此次事前已获朋友告知警察「查关」的状况:「非骂则打,或者要几块钱。」虽已有些心理准备,但实际情况却比他所设想的混乱许多——他的书箱和衣箱皆被迫打开且弄乱,甚至是被毁坏,直到对方收了十元小洋才了结此事。茶房提醒他或是因为太瘦而被疑心是贩鸦片的,他不由感慨:「我实在有些愕然。……胡须的形状,有国粹和欧式之别,不易处置,我是早经明白的。今年到广州,才又知道虽颜色也难以自由,有人在日报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变灰色,又不要变红色。至于为人不可太瘦,则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梦里也未曾想到的。」
鲁迅来港邀请人之争
1927年1月,鲁迅从厦门大学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由此便有了2月中旬应邀赴港演讲一事,在《鲁迅日记》中可找到这样的纪录,2月18日为:「雨。晨上小汽船,叶少泉、苏秋宝、申君及广平同行,午后抵香港,寓青年会。夜九时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广平翻译。」19日则为:「雨,下午演说,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广平翻译。」除此之外,别无他记,于是鲁迅此次来港是赴谁人之邀约仍存争议。
曾记录过鲁迅演讲以及与鲁迅通信过的刘随,1981年9月曾在《文汇报》刊登《鲁迅赴港演讲琐记》一文,文中提到:「时正在香港大学教学的黄新彦博士,出于对鲁迅的景仰,也希望鲁迅来香港打破文坛上的沉寂空气,以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因此以香港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主动邀请鲁迅前来讲学。鲁迅于二月十八日午后抵达香港,同来的还有许广平。……负责出面接待的除了黄新彦博士,还有黄之栋先生和我。」值得一提的是,刘随还在文中透露了邀请方在鲁迅开讲前与其的对话,称当时香港文坛颇冷落,文学艺术活动如万籁无声,一些青年人对此很有感慨,便与鲁迅谈及香港这种文坛上的荒凉现状,并埋怨环境太差,称之为「沙漠之区」。鲁迅当时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估计未免太颓唐了,表示自己相信将来的香港是不会成为文化上的「沙漠之区」,并说:「就是沙漠也不要紧的,沙漠也是可以变的!」这番话令刘随印象深刻,也从中可见鲁迅对香港的殷切期望。
另一边,1993年,庆祝香港大学建校80周年的《一枝一叶总关情》文集出版,收录赵今声的《八十八岁自述》,提及他以《大光报》名义邀请鲁迅赴港讲演。主编刘蜀永后来发现刘随《琐记》一文,与赵今声的说法大相迳庭,于是通过书信访谈写成《赵今声教授谈鲁迅访港经过》,并先后于《香港文学》及《鲁迅研究》刊登。文中赵今声称鲁迅是他邀请,并由他一人主理其事。赵今声当年毕业后任《大光报》社外编辑,因缘际会认识了鲁迅的友人叶少泉,再由叶少泉牵线促成了鲁迅演讲一事。
96年前,究竟是何人何机构当年邀请鲁迅来港演讲,已无从再查证,毕竟即使是当事人,笔述也未必完全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