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的思想是有生命的，它会持续生长，生生不息地延伸和演绎着自己的精神；也像江河，不舍昼夜地奔流着穿越时空。鲁迅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更是伟大的思想者，在中国人从愚昧走向自觉和解放的道路上，他更如一面矗立的旗帜。鲁迅的伟大，也在于他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或许正是这种责任感驱使他曾短暂来港演讲，也吸引大批年轻人慕名听讲。他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当昔日被他视为「畏途」的香港早已焕发新生，汇聚「新声」，他更不应被香港所遗忘。◆文、摄：香港文汇报记者 张岳悦
1927年2月18日和19日，鲁迅应邀连续两日在上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演讲，表达了对中国命运的关切和求变的信念。第一场演讲题目是〈无声的中国〉，翌日下午他再作第二场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由于他的浙江绍兴口音很重，两次演讲都需由许广平即时传译为粤语，但仍有逾600人把青年会礼堂挤得水泄不通。鲁迅当年演讲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位于上环必列者士街51号，礼堂和舞台还在，但已改做庇护工场。幸好，青年会正门入口的小牌匾上还刻有「1927年，著名中国作家鲁迅曾于会所内演讲」的字句。走进青年会大厅，左手边的短墙上挂着一些简介信息，似乎是希望给门口牌匾上短短的一句话做进一步注释，虽是寥寥数句，总算在文化地图上留下了痕迹。
赴上环演讲 台下座无虚席
两场短暂的演讲，被誉为是香港新文学开端的催化剂。在卢玮銮教授（小思）编著的《香港文学散步》中，为此演讲作出了生动描述，形容连续两日演讲都下着雨，但小礼堂依然座无虚席，众人都「等待聆听一个陌生的声音」： 「穿着浅灰色布长衫的中年人，用他浓厚绍兴乡音向台下的人讲话——台下，几乎全是听不懂他的话的香港人，靠着另一个人的翻译，专注地聆听……」
鲁迅讲演〈无声的中国〉 时正是夜晚9点钟，他先是郑重感谢大雨仍来听讲的诸君，之后便直言：「……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翌日，雨仍未停，下午时分，他的声音又从礼堂小舞台上传开：「……我想，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覆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
对香港只有「淡薄」印象
短暂的香港一行只给鲁迅留下了淡薄甚至恶劣的印象，他在〈略谈香港〉一文中提到：「本年一月间我曾去过一回香港，因为跌伤的脚还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了，匆匆便归，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却了香港了……」他甚至已忘记自己到港时其实是2月，而非1月。他在文中还嘲讽了时任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与香港大学教授赖际熙重振国粹的主张，可想而知，对鲁迅的到来，港英当局千方百计地限制其影响，鲁迅在文中提及，讲座前「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企图降低讲座入座率，「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使得他慨叹主持「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
更令鲁迅意难平的是，他访港期间遇上香港举办孔诞盛典，于是他离港后又写了一篇〈述香港恭祝圣诞〉，锐评金文泰对华人「教导有方」。即使事隔五年，他还在编于1932年的《三闲集》序言中重提他眼中守旧闭塞的香港，痛斥当时中国的状况： 「我去讲演，一共两回，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现在寻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这〈无声的中国〉，粗浅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的。」其实，〈无声的中国〉已在当年的报上刊出了，但〈老调子已经唱完〉却因故没有刊出，因何之故，至今仍没有定论。
鲁迅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香港之行，是在1927年9月28日，他从广州迁居上海时路过香港，仅随身带着几只书箱和衣箱，29日下午却遭遇了华人警察上船「查关」的种种麻烦。根据他在〈再谈香港〉一文中的记叙，之前两次到港已视为「畏途」，此次事前已获朋友告知警察「查关」的状况：「非骂则打，或者要几块钱。」虽已有些心理准备，但实际情况却比他所设想的混乱许多——他的书箱和衣箱皆被迫打开且弄乱，甚至是被毁坏，直到对方收了十元小洋才了结此事。茶房提醒他或是因为太瘦而被疑心是贩鸦片的，他不由感慨：「我实在有些愕然。……胡须的形状，有国粹和欧式之别，不易处置，我是早经明白的。今年到广州，才又知道虽颜色也难以自由，有人在日报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变灰色，又不要变红色。至于为人不可太瘦，则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梦里也未曾想到的。」
鲁迅来港邀请人之争
1927年1月，鲁迅从厦门大学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由此便有了2月中旬应邀赴港演讲一事，在《鲁迅日记》中可找到这样的纪录，2月18日为：「雨。晨上小汽船，叶少泉、苏秋宝、申君及广平同行，午后抵香港，寓青年会。夜九时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广平翻译。」19日则为：「雨，下午演说，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广平翻译。」除此之外，别无他记，于是鲁迅此次来港是赴谁人之邀约仍存争议。
曾记录过鲁迅演讲以及与鲁迅通信过的刘随，1981年9月曾在《文汇报》刊登《鲁迅赴港演讲琐记》一文，文中提到：「时正在香港大学教学的黄新彦博士，出于对鲁迅的景仰，也希望鲁迅来香港打破文坛上的沉寂空气，以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因此以香港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主动邀请鲁迅前来讲学。鲁迅于二月十八日午后抵达香港，同来的还有许广平。……负责出面接待的除了黄新彦博士，还有黄之栋先生和我。」值得一提的是，刘随还在文中透露了邀请方在鲁迅开讲前与其的对话，称当时香港文坛颇冷落，文学艺术活动如万籁无声，一些青年人对此很有感慨，便与鲁迅谈及香港这种文坛上的荒凉现状，并埋怨环境太差，称之为「沙漠之区」。鲁迅当时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估计未免太颓唐了，表示自己相信将来的香港是不会成为文化上的「沙漠之区」，并说：「就是沙漠也不要紧的，沙漠也是可以变的！」这番话令刘随印象深刻，也从中可见鲁迅对香港的殷切期望。
另一边，1993年，庆祝香港大学建校80周年的《一枝一叶总关情》文集出版，收录赵今声的《八十八岁自述》，提及他以《大光报》名义邀请鲁迅赴港讲演。主编刘蜀永后来发现刘随《琐记》一文，与赵今声的说法大相迳庭，于是通过书信访谈写成《赵今声教授谈鲁迅访港经过》，并先后于《香港文学》及《鲁迅研究》刊登。文中赵今声称鲁迅是他邀请，并由他一人主理其事。赵今声当年毕业后任《大光报》社外编辑，因缘际会认识了鲁迅的友人叶少泉，再由叶少泉牵线促成了鲁迅演讲一事。
96年前，究竟是何人何机构当年邀请鲁迅来港演讲，已无从再查证，毕竟即使是当事人，笔述也未必完全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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