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许鞍华《黄金时代》中富于传奇与悲剧色彩的女性,是生于东北地主家庭却出走的「娜拉」,是被鲁迅评价具有「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的作者。萧红,这个于抗日战争时期南来香港的女作家,其实只在这城市生活了短短的两年时间,然而这两年亦是她人生的最后两年。经历了日军侵袭、香港沦陷、流离转徙,她仍笔耕不辍,但最终因病客死他乡,在香港结束了31年的短暂人生。◆文、摄:香港文汇报记者 黄依江
1940年1月,萧红与丈夫端木蕻良为逃避战火,从重庆来港。此前她已因战争炮火在内地辗转多处,从家乡呼兰城到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她最终来到尖沙咀诺佛士台3号,在这里开始了香港的生活。
勤于笔耕发表巅峰之作
萧红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认为作家在战争时更应加倍努力写作。丈夫端木蕻良曾这样描述她来港后的创作态度:「她认为一切都要服从创作,既然到了香港环境安定了,避开了轰炸,免去了负担。我们都年轻,都希望拚命写东西。」在暂避战火的安稳中,也许是因远离故乡更加深了怀念,萧红靠着故乡的回忆汲取养分,诞出了《呼兰河传》这样情真意切的作品。
虽然未见萧红在作品中书写过香港,但香港给予了她创作的环境,亦提供了发表的平台。早在四川时就与萧红结识的戴望舒,时任《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主编,萧红自然成为他的约稿对象,她也将自己的巅峰之作《呼兰河传》交予戴望舒安排发表。
虽在寄给朋友的信中萧红写道「房子吃的都不坏,但是天天想回重庆」、「香港的朋友不多,生活又贵」、「我来到了香港,身体不大好,不知为什么,写几天文章,就要病几天,大概是自己体内的精神不对,或者是外边的气候不对」,可见她对香港物候并不适应,来港后的生活也比较寂寞,身体的衰落亦初现端倪,但在来港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她还是进入了创作的高产期:《呼兰河传》于当年9月开始在《星岛日报》副刊连载,直至12月底完稿;长篇小说《马伯乐》第一部于次年1月由大时代书局初版;第二部2月在香港《时代批评》杂志开始连载;此外还创作了《后花园》、《小城三月》等等文学作品。
积极参与抗战文艺活动
除了文学创作外,萧红在香港也积极投身文艺界活动。萧红夫妇抵港时,文艺协会在上环干诺道中的大东酒店欢迎他们,在欢迎会上萧红报告了当时文艺运动中文学作品不足的问题,她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粮食恐慌」,呼吁在港文化人一同努力创作;她亦受邀到半山区坚道的养中女子中学参加「女学生座谈会」,当日的议题「女学生与三八妇女节」,正契合了萧红作为女性反抗传统社会与父权束缚,成为女作家的人生;她也赴般咸道宁养台,出席由岭南大学艺文社主办的文艺座谈会,讲述关于抗战文艺的问题;在1940年8月铜锣湾孔圣堂鲁迅六十岁诞辰纪念大会上,萧红报告了伯乐鲁迅的生平事迹,晚会上还上演了萧红编写的哑剧《民族魂鲁迅》。
创作、抗战、革命,萧红的香港生活围绕着这些词汇展开。可以说,她的精神生活是丰富饱满的。然而相较之下,她的世俗生活就显得颇为辛苦艰难。在尖沙咀诺佛士台居住未几,萧红与端木蕻良便搬去了乐道8号一间狭小的房间,这里亦是大时代书局的所在地。与萧红夫妇交好的周鲸文曾在《忆萧红》一文中写过这间住处的格局:「一间二百尺左右的屋子,中间一个大床,有个书桌,东西放得横七竖八,还有一个取暖烧水的小火炉。萧红就躺在那一张又老又破的床上……这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生活。」与萧红交好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曾到那里看望萧红,被居住环境的狭小恶劣震惊,于是邀请身体不佳的萧红到灵隐台别墅同住了近一个月。
战火蔓延中的频繁迁徙
若是整理萧红在港的足迹,其范围之大,覆盖港九,然而背后的原由,却是战争所致流离失所的无奈。1941年,萧红的身体每况愈下,因为失眠、咳嗽频繁到访医院,检查出肺结核,治疗未见好转,反而变得更加严重而住院。与此同时,香港沦陷在即,她唯有在战火纷飞中拖着病躯不断迁移。仅一个月内,先是与端木蕻良从九龙迁移至港岛,入住思豪酒店,又转移至作家周鲸文家借住;后又转到告罗士打酒店,然而酒店旋即被日军占领,端木蕻良、洛宾基又将她转移至何镜吾家暂居,后又迁移至中环一家裁缝铺;月底再迁居史丹利街时代书店的书库。迁移至书库后的第二天,香港就被日军攻陷。
这一个月的动荡与迁徙也严重加剧了她身体的崩坏,她不得不再度入住跑马地养和医院,一度被误诊有喉瘤,后转至玛丽医院,但仅半日后便安装喉口呼吸铜管,无法再说话。随着医院不断被日军接管,病人被逐出,萧红最终被转移到圣士提反女校所设临时救护站。因得不到适切治疗,她很快进入弥留状态,留下遗言给丈夫,「将我葬在大海边,用白绸子包着我」,便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