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内阁上月通过2024年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日国内政治环境,为有意来华忏悔的七三一部队老兵清水英男能否如愿成行,蒙上一层阴影。
事实上,近二三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逐渐兴起,否认侵华历史在日国内已渐成气候。而日本当局通过各种途径拒绝向中国民众履行伤害赔偿义务,为日本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崛起张目。◆香港文汇报记者 丁宁 / 图:受访者提供
「石井四郎,我是王选。你犯下的滔天罪孽细菌战,从现在开始,中国人民要对你进行审判……」站在石井四郎墓碑前,王选曾掷地有声地向他宣战。
精通日语和义乌方言的王选在1995年成为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的代言人,并开始了关于「731部队」的全国性调查,范围涉及浙江、湖南、江西等地。20多年坚持带着100多名受害老人,奔走在中日两国间,走上了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追求正义之路。放弃高薪和出国留学机会,从1998年2月16日,王选在东京法庭第一次败诉起,前后通过了41场国际官司,迫使始终不肯认罪的日本政府,终于在2002年8月27日于法庭审判书上承认了对华发动细菌战的事实。
王选回忆说,17岁时下乡插队在崇山村,她就发现村里有很多人都不能长时间站立,不能利落的走路,漏出来的脚腕部分看起来触目惊心,病态的黑色皮肤和溃烂的肉黏在一起,缠着的纱布早已被血水浸透,当地人都称为「烂脚丫」。此外王选小时候,听父亲讲述13岁的小叔叔被鼠疫夺去生命临死前的悲惨情景。父亲痛苦而恐怖的神情,让她难忘。
与王选感同身受的还有四川的扬迤。
杨迤一直保存着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她的母亲抱着二哥拍的满月照,那时她虽未出生,但那些亲爱的亲人还在世上。在那个充满战火硝烟的苦痛年代,他们因团聚在一起而面带笑容,这是他们人生中鲜有的幸福时光。
杨迤凝视着那张照片:「母亲右手边高个的就是我的大姐,我的大姐头上戴着蝴蝶结,很是俏皮可爱,她的外表清秀又文质彬彬,她是一个聪慧的年轻妇女,但是几十年后她却因为痛苦数次自杀,最终下肢溃烂感染、高烧、肺炎去世!旁边那个穿白色连衣裙的是我二姐,1947年夏吃了母亲给她买的西瓜,回到家后就开始喷射性呕吐和腹泻,半小时不到就走了,那个时候她才只有十二岁!她是一个喜欢做针线活的手巧的女孩,她还会做端午节香包,深得父母疼爱……我哥哥去眉山染上鼠疫亡故后,我的母亲因为忧郁成疾,四十七岁的时候也去世了,从此十一岁的我和三岁的弟弟彻底失去了母爱,这是日本带给我们一家永远难以忘记的伤痛!」
多年来,杨迤一直在成都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起诉团当义工。在志愿工作的同时,杨迤记录起索赔团受害者在战争中遭受的的痛苦和创伤,「那些悲痛的历史足以震撼所有人的灵魂。」杨迤说:「我在做义工的过程中,意识到好多家庭都受到双重迫害,不光因为大轰炸而身患残疾,还遭受了细菌战袭击。」
川离奇疫源也指向七三一
「日军在四川使用了大量的生化武器,死了很多人!」杨迤收藏的一张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一份档案复制件显示,时任国民政府抗战时期最高防疫机构战时联疫联合办事处处长容启荣写的(民国)二十九年底至三十年的防疫工作报告,其中提到1940年8月重庆霍乱和1940年川北霍乱,《廿九年霍乱疫情统计表》记录四川该年霍乱患者421,621人,死亡41,787人。杨迤说:「我听父母讲过,大轰炸过就开始就流行疾病,霍乱、伤寒、鼠疫交替地来不停地来,老烂腿不停地来,还有结核……」
事实上,关于侵华日军将七三一部队生化武器用于实战的认定并非没有先例。1949年12月25日,苏联在伯力展开对日军细菌战战俘的审判,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佐藤俊二、柄泽十三夫、西俊英、尾上正男、平樱全作等日军战俘在审判中承认,1940年由石井四郎亲自率领731部队内一个装备有大量伤寒菌、霍乱菌及大量鼠疫跳蚤的战斗远征队到宁波一带去,使用飞机散布染有鼠疫的跳蚤,导致宁波一带发生鼠疫流行症。731部队长北野政次少将称,最有效的方法是从飞机上散布以及在地面上直接施放细菌,必要时可以到地面投毒。石井四郎也曾表示,将细菌直接装在炮弹内投撒的方法是很少有成效的,因为空气阻力大,温度过高,赤痢菌、伤寒菌、副伤寒菌、霍乱菌和鼠疫菌等细菌会死亡,所以应当将其与跳蚤等媒介物一起投掷。
更多受害者无力承担诉讼成本
被问及是否有向日本政府索赔,杨迤说道:「没有。」她解释说,「在日本打官司是漫长、辛苦、花费大的过程。积极参加浙江对日索赔起诉团的王选,一打官司就好多年,但日本仅仅承认了投了鼠疫霍乱,却至今拒不赔偿拒不道歉。我一人无力承担每年一次或二次跑日本递交证言证辞的经济压力。」
杨迤还说,「像重庆大轰炸,从2006年下半年至2019年底,起诉团原成员或亲属多次到东京出庭作证,耗费了大量精力财力,直到2019年底,日本法庭依然拒绝赔偿道歉。这些年,好多受害者老人是抱着遗憾离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