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报道中写到,一名受访者说:“印度城市只是晚上封锁,白天正常运转,实际上就算晚上出门,也没有人管。印度绝不会再牺牲经济来进行全国彻底封锁的。”。这名受访者在德里的卫星城诺伊达经营一家工程公司,为在印中国手机企业做装修等配套服务,他是2016年最早一批跟着中国手机企业去印度闯荡的华人。
在白天,只要你敢出门,将看到一个热闹鲜活的印度。孟买市区街边的商贩们赤脚席地而坐,人行道上随处可见卧在草席上的流浪者。尽管现在诺伊达街面上戴口罩的人比几个月前明显增多,但很多人依旧只是把口罩戴在下巴上,或用传统围巾捂住口鼻。
哭声最大的中产印度
在印度一家手机销售公司做高管的文俊峰确诊前,公司已经陆续有员工确诊。3月20日,文俊峰感觉发烧不舒服,去当地一家私人医院做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医生看他肺部扫描片子没有问题,开了退烧药、一种感冒药和维生素C给文俊峰,让他自己回家吃药。“印度没人管你是不是阳性,不隔离,出门玩也没人管。
“印度已经有860多名医生因新冠疫情去世。”印度医学会(IMA)主席贾亚拉5月上旬公布这一组数据,在第二波疫情之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有116名医生去世。
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杨怡爽指出,“下层民众的苦难是我们观察不到的,上层人群早就包机逃到英国、美国、加拿大去了。新闻视频中那些在医院苦等床位的患者大多衣着体面,他们是印度的中产阶级,有钱撑到去医院,但又没有足够资源逃出国,就成了看上去受打击最大的一批人。”。
印度中产阶级作为整体的明显标志就是讲英语。有文章分析,印度会说英语、能够使用互联网的人口可能不足10%,也就是说,在英文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印度疫情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事实上在城市周边农村、城市内贫民窟生存的底层人生存情况更严峻。
底层民众:病死,还是饿死?
与几乎生活在西式文明中的印度中产相比,底层民众的生存条件有着天壤之别。在奈保尔根据自己三次访问印度的经历写就的“印度三部曲”中,无一不谈到他对印度从城市到乡村遍地大便的发现。
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还在发起“清洁印度”运动。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当时印度仍有6.2亿人露天排便,是世界上露天如厕人数最多的国家。
美国非营利机构慈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哈立德表示,该机构2018年到印度北方四个州的家庭进行调研发现,44%的农村受访者仍在户外排便,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没有考虑设施维护和污水管理问题。此外,种姓仍然是改变露天如厕态度的重大障碍。在传统观念中,打扫厕所和下水道的工作只属于最低等种姓成员,即“贱民”,其他种姓的人们不愿意处理粪便。
有印度科学家表示,卫生条件差、缺乏清洁饮用水和不卫生环境条件实际上可能拯救了许多印度人的命,因为他们从小就接触各种病原体,所以对新冠病毒有更强的免疫力。
但美国南卡罗莱纳医科大学病学助理教授库帕里指出:“这些更多是假设,而不是科学事实。”世卫组织曾明确表示,干净的水源、安全的卫生设施和良好的卫生条件对于保护健康、抵御新冠病毒至关重要。
不出门工作就没饭吃
在印度旅居4年的中国人韩娜与丈夫租住在新德里国际机场附近的一处别墅区,距离她家不到两公里、仅隔一个城市公园,就有一处贫民窟,当地流行一种夸张的说法:富人站在自家阳台就能看到贫民窟里穷人的生活。
对绝大多底层民众来说,不出门工作就没饭吃,他们在新冠疫情下所能做的选择不多:要么病死,要么饿死,要么离城返乡。
去年印度为控制疫情进行封锁后,商业活动停止,从事日薪工作的农民工失去收入,只能选择回乡。据英国路透社报道,严格封锁使印度1亿多农民工的生活受到重创,数百万失业工人搭乘火车、骑车、甚至步行返乡,有的人返乡里程甚至超过1500公里。而留在城市的底层民众,尤其是难以找到工作的“不可接触者”,只能依靠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接济度日。
所谓“不可接触者”,是相对于印度教社会独有的等级制度“种姓”而言的。种姓制度在理论上把人从上至下划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为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刹帝利”是武士和国王,“吠舍”是工商业者,“首陀罗”是工匠和奴隶,在这四个等级外是“不可接触者”阶层,从事最底层的如打扫厕所等工作。
印度独立后,通过宪法废除了种姓和“不可接触制”。随后,印度法律将从前被列为“不可接触者”的、生活水平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划分为“表列种姓”或“表列部落”,将其称为“落后阶层”,并在教育、工作等各方面予以落后阶层“保留制度”,以缓和社会矛盾,例如在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中为其保留27%的工作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