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军械所是民国海军总长刘冠雄主持创办的军工企业,是民国时期规模比较大的海军兵工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鲜为人知的是,福州人郑滋樨曾经让该厂扭亏为盈。
北洋岁月
郑滋樨(1869- 1944年),号露湘,同治八年(1869年),他出生于福州军门前,故居津泰路,12岁在福州南街玉章书纸店当学徒。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6年),27岁的郑滋樨考入天津水师学堂第六届管轮班学习。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六月,郑滋樨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入北洋水师提督衙门,得到福州人、统领叶祖珪的器重,上书朝廷推荐其承办自测大沽口航道。他只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动用了五分之一的经费,就定出大沽口四季通航的安全航道,并重绘了海图。
《清国郑氏海图》被世界航海界正式采用,“华人不能独立测绘海图”的谬论不攻自破。
留学英国不久,郑滋樨出任当时中国最大的巡洋舰——“海天”舰见习二管轮,一年后积功升迁为少校大管轮,后由当时的“海天”舰舰长萨镇冰推荐到英国留学。
1901年,郑滋樨进入英国著名的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该学院因坐落在伦敦郊外的格林威治而得名,学院原为国王行宫,英法战争期间改为伤兵养病院,1871年改建为海军学院,每年所需经费约2.5万余英镑。该学院的学员都是现役海军军官中优秀而有培养前途的初级和中级军官。学院教授的学科分为数学、炮台、机器、外语等。中国政府早期派遣的海军留学生大都就学于此,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萨镇冰、严复、方伯谦、何心川和林永升,曾在此学习军舰驾驶和海军战役战术。
一年后的1902年,郑滋樨又被保送入阿姆士曲郎皇家海军研究院专攻舰炮制造。学习期间,因为专业技术突出,郑滋樨被邀请参与兵工厂岸炮设计,参加了英国远程岸炮设计和制造全过程。
郑滋樨一到英国便被时任驻英公使李经羲看中,聘任他为使馆英文总文案。
其后,只要遇到外交难题,李经羲便委托郑滋樨以参赞的名义,进行交涉。郑滋樨奔走于皇室、元老、重臣之间,促使英国内阁按照国家惯例办事,尽量照顾到中国的利益。李经羲四年任满回国,向继任公使曾纪泽推荐了郑滋樨,让他续任使馆英文总文案和参赞。同时,李经羲也在清政府内阁力主正式委任郑滋樨为驻英参赞。不久,郑滋樨被朝廷正式委任为大清帝国正四品驻英使馆参赞。
归队海军
1912年夏,郑滋樨回国,因为无心从政,应商务印书馆聘请,主持东方印刷所机械修理厂工作,所学非用,专业不对口。
仅仅六个月,北洋政府严令他立即到北京报到。三个部门均想要他:海军部以他从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又保送赴英国留学为由,要求他归队海军部;陆军部以他在英国留学学的是军工,而军工人才十分缺乏,要求他去陆军部;外交部以他离开英国时,仍保留驻英使馆参赞衔,月薪及回国盘缠均由使馆开支为理由,要他到外交部工作。
后来,经原“海天”舰舰长、时任海军总长的萨镇冰斡旋,郑滋樨回到海军部,任上校一等军械技正,并兼任海军部顾问。到职后,郑滋樨第一个任务就是奉命整顿海军军械所。
扭亏为盈
海军初创之时,所需的军械大多是向外国购买,或者由各地制造局拨给。1913年7月,北洋政府在上海高昌庙设立了海军军械所,所长兼教官为德国人哈博门,隶属海军总司令公署军械课,这是第一次海军军械有专门的管理机构。高昌庙是洋务运动时期著名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所在地。1865年,为了自强、御侮,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局这个最早、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他命人买下美国人佛尔士设在虹口的旗记铁厂,并将另外两个洋炮局并入,命名为江南制造局。两年以后,江南制造局迁址高昌庙。
1913年10月,上海高昌庙海军军械所所长哈博门被解聘,北洋政府海军部下令:由郑滋樨继任该所的所长兼教官的职务。12月,郑滋樨正式到任。
当时的上海高昌庙海军军械所,作为中国重要的兵工厂,生产大权、技术大权全部被德国人掌握,技术落后,长期亏损,产能极低。郑滋樨到职后,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从德国人手中收回权力,把生产大权、技术大权全部从洋人手里收回。第二把火,迅速裁减冗员,节约成本。第三把火,他将在德国学到的转炉炼钢技术在兵工厂推广,成功炼出了华人第一炉钢。经过这三把火,海军军械所的产品质量、产量均得到了提升,该厂迅速转亏为盈。
1915年10月5日,郑滋樨被调任烟台海军枪炮练习所任总教官。1917年10月,烟台海军枪炮练习所停办,归并于南京海军雷电学校,改称海军鱼雷枪炮学校,校长为郑纶,海军部派遣留英制炮专家郑滋樨来校专任枪炮正教官。枪炮班所授的科目有弹道学、射击学、各种弹药与引信、舰炮和机关枪炮的拆装和操练等。校中有舰炮、机关炮,以及各种舰炮、弹药、引信等,供学生实习使用。枪炮班毕业生,由郑滋樨带到其曾经任职的上海高昌庙海军军械所等处参观。
因为从事军工制造、教育的功勋,郑滋樨于1920年晋升为轮机少将、造械大监,1925 年又被晋升为轮机中将、造械总监。(赖晨文/图)